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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车后,小王提着行李在前面走,湘潇紧跟其后。
前方就是售票大厅。
走着走着,小王忽然扭头对湘潇说:“冼锐要我把你送到西昌。”
刚才她还以为她终于离开他了,真是如释重负,轻松无比。
而现在,真的是让人觉得沉重。
他居然有这个心思,让她觉得这份爱,真的太沉甸甸了。
他到底是什么意思?
是担心她不安全,还是想让小王再和她聊一聊,摆一摆,看她的脑子里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内容,是不是全是豆腐渣?
湘潇心中一怔,忙说道:“不用了,我能找着回去。你帮我问问车次吧,最好别半夜三更到西昌。治安不怎么好,我有点害怕东西掉了。”
说完,情不自禁地转身回头望着。
小王那淡淡的一句,竟勾起了她的万种情思。
冼锐还精心地保存着,那颗硕大饱满的开心果。
他的办公桌上,还放着那艘系住了她的心的小船。
抹脸的夏士莲,也还在他的行李包里。
顿时,她又忘记了他所有的不是。
他的沉默,他的冷漠,他的粗暴,他将她贬得一文不值。
“难舍心痛,难舍情已如风,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!”
爱可以通融一切,此时,她真想再见见他,哪怕就只一眼,哪怕一句话也不说。
甚至,甚至不想走了。
她会在他下班回来之后,给他冲上一杯热茶,给他洗衣服,给他烧饭,还有洗他的臭袜子。
他为了她,为了扑灭心中的燥热,冲了一次又一次的凉水澡。
就是牙疼的时候,一到西昌,也马上就吃了一大堆难弄的石榴。
红色囍字盆里的石榴壳,真的是让人难忘记。
这,难道还不够吗?
因此,她想用一杯茶,去温暖他。
但是,她马上就不再这么想了。
冼锐需要的,是一个为他冲茶,为他洗衣服,为他烧饭,为他洗臭袜子的人吗?
这些,用小王都是浪费。
她这水平,一个最普通的阿姨就可以。
湘潇转眼向缓缓的车流望去,她多么希望,能够从某辆红夏利里走出他的影子。
她多么希望,他能看见她那耀眼夺目的红帽子。
她多么希望,他能忽然出现在她的面前,拥住她的肩,温情地对她说一声:“湘潇,你别走了,咱们回去吧。”
只要他能够在此时出现,只要在此时,能够看见他那与众不同的目光,她便又会不顾一切地,回到他的身边,跟他回去……
但是,没有。
人流滚滚,就是唯独不见,冼锐那瘦长的身影……
湘潇失望极了,满眼盈着泪,收回了那望穿了的双眼目光,转身跟着小王,向售票处缓缓走去。
小王为湘潇买好了68次旅游车的车票。
湘潇接过来一看,列车12:50分开,离现在还有整整一小时55分。
湘潇心里明白了,这事交给小王来办,她在小王心中,也不过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小镇小妞。
一张硬座票足矣,今生也不会再见到第二次。
而冼锐,却要让他把她送到西昌。
好相处的人。是这样。
那个不好相处的人。却是那样。
老天爷真的分配得很公平,任何东西,任何人,都不能十全十美啊。
昨天晚饭的时候,她坐在小饭店里观察冼锐和小李,小王。
他们三个,一个有才,一个能说,一个最帅。
老天爷并没有把所有的优点,都分配到同一个人身上。
她和云和小叶,也是这样。
一个最纯最美,一个最逗,一个最妩媚。
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三个优点,随时切换,简直就像是在看川剧变脸,在看滑稽戏。
发现这个人,一会儿又是一套,反而相当不可靠了。
她也终于明白了,“我专程到西昌来接你。”几个字对冼锐的份量了。
就像他说,“大学是我自己考上的”,一样重要。
他的爱,比奢侈品还奢侈品。
她已经得到了那么多了,她还要怎么样呢?
再多,就太贪了。
”我从来没有像对你一样对待过任何女孩子。”这都是因为,她没有要求那么多的物质,才获得了这么多的爱。
如果要求物质,那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说,她得到的更少,更少。
而不是,现在她所认为的,自己应该得到的,更多,更多。
他们所有人,都会从一串红的卷帘门,猫着身子进去,包括九姐。
但冼锐不会,他宁肯狂吼着,让人把门打开,他也不会猫着身子进去。
他已经形成了他的风格,他已经超出了她的理解。
那天晚上,她和云到一串红的楼顶上去吹风,听到胖子上来了,她躲到了水泥瓦下面。
一是因为有点小怕。
二是因为,那就是她童年捉迷藏的游戏。
但冼锐不会,他童年的游戏,和他们一定不同。
因此,他长出了挺拔的,玉树临风的身姿。
湘潇对着车票笑了笑,递给小王两盒红塔。
小王接了,又转身去买了两斤橘子。
这就已经很不错的了。
她哪里来的红塔呢?
火锅店的桌子上到处都是,以前她都给云了。
前天,她从桌子上面随手拾了两包起来,她准备给冼锐。
现在用不上了,她顺手给了小王。
虽然小王不抽烟,但是,她还是给了他。
不然,就浪费了。
将湘潇送到候车室以后,小王就回去了,是湘潇让他回去的。
她想一个人好好静静。
小王走后,她坐在凳子上发神,又想起了冼锐,还盼他能来。
这种感觉很奇怪,就是,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可能会出现,但是脑子却不听使唤,却总是在盼望。
忽然她想起来了,她不该把那两包红塔给小王。
小王不抽烟,如果拿回去给冼锐,冼锐一想到她是捡来的,那该怎么看她?
还不如不给。
他们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,一言一行,一举一动都不同。
那所思所想,就更不同了。
在火车上,她觉得自己的言行很恰当。
也许,在别人的眼里,真的是很不恰当的,而不仅仅只是在冼锐的眼里。
她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,而不应该只闭着眼睛看自己。
以后,她再也不要随手去捡东西了。
哪怕她父母从来不捡别人的东西,她也只是捡了有点贵的红塔。
哪怕它白白地放在那里,哪怕它再好再贵,哪怕它就在那里浪费了。
她自己用着不好,给别人,更不好。
由小见大,它会把自己的习惯弄坏了。
以前,她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,在突然之间,是冼锐让她明白了。
而如果,只是和自己相同的人在一起,他们都从桌子上捡东西,她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明白的。
12点10分,他仍没有在她面前出现,她终于明白,她再也不能将他盼来了。
于是,便不再企盼。
她拎了行李,随人群缓缓地向检票口移动。
直到进站以后看见那么多人,她才发现自己可能误会了小王了,他们来得这么晚,卧铺票可能不好买。
这是趟旅游列车,票价要贵三分之一,还是不错的。
说不定,是小王故意买的,这趟治安和环境都比较好的旅游列车。
人家省城里长大的人,是光明磊落的。
不像她和云和小叶,在小地方长大,在残缺的家庭里长大,总是议论这议论那,怀疑这怀疑那。
连解释都不解释一下,他和冼锐,简直就是一个样!
君子坦荡荡,这个,也需要解释吗?
再说,他也从来就没有想到过,外表纯洁美好的她,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,会去怀疑这些鸡毛小事。
她的心底,竟然是,这样的阴暗。
他们所使用的,真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,所以,她和冼锐,交流起来很困难。
只有学习会了对方的语言了,才可以。
男孩和女孩所使用的,也不是同一种语言,一个是武侠小说的语言,另一个是言情小说的语言。
还有,她和小王闲谈了那么多,她为什么不亲口问问小王,昨天晚上冼锐为什么发脾气,他自己是怎么看的?
一切,都晚了!
她根本就抓不住问题的中心,她也害怕问了,会太伤了小王的自尊,她不好意思问。
她以为,天下人,都和她一样敏感。
昨天晚上她问冼锐,冼锐也没有说,是觉得不值得说,还是,这是个秘密,不方便说?
她也没有问。
这,成了一个永久的谜。
她和小王,小李闲扯这么多,真的是没有一句是有用的。
真的是让人沮丧。
她并没有通过他们,去快速地了解冼锐,好让她在昨天晚上,能够做出正确的对策。
如果掌握好了,哪怕就是她和冼锐单独在房间里谈话,也会丰富一点,也会多一些内容。
如果说,现在他们是分手了,她再不想去了解他。
那么,她在和小李闲扯的时候,她也没有任何技巧,任何目的呀,她纯粹是在浪费时间。
她真的是像冼锐所说,抓不住中心思想,满嘴的废话。
以前学语文的时候,是怎么学的呢?
老师只说,中心思想是:通过描写什么,赞扬了什么,揭露了什么,而没有其他。
那就是:赞扬了一个人(穷人)的美好品质,或者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,揭露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。
只有大一统,只有读望天书。
具体是怎么描写的,怎么赞扬的,怎么揭露的,并不去细说。
而冼锐,则是另外的一个极端,万事直奔主题,只看本质。
其他的,都是多余的。
他直接用一句话来盖过,他们的100句话。
真的是让人沮丧。
他所擅长的,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文。
要有犀利的,鲜明的观点,充分的论据,紧凑的结构。
这不是谁都能写的。
她所乱写的诗和散文,本身就是漫无边际,说了等于没说的。
这不需要鲜明的观点,也不需要充分的证据,结构更是随意。
是个人,都可以哼哼两下。
一个是吃饭的本领,一个却是茶余饭后的消遣。
那么,既然他比她聪明,他一个脑袋抵她十个脑袋。
那她现在,是真的很想回去了,想回去向他好好学习。
那她以后一定能够,在和人拉关系的时候能够说废话,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又能够,直击问题的中心。
两种技能,同时拥有。
但是,小王已经离开了,他的名片已经被她寄回去给他了,她已经断了他的全部音讯了。
她就没有想到过,她还有一条线可以抓住,就是立刻坐出租车回宾馆问总台,他们在哪个房间。
昨天,她就是稀里糊涂的,连自己住的哪一个房间,都不知道。
那个宾馆太大了,房间太多了,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辨认。
走廊上光线太暗,而且她总是走在他们的后面。
等她走到的时候,门已经打开了,她也没有看见那门上明明有字。
以前出门,她父母连招待所都舍不得住,他们都在候车室里等着。
那也是那时候,绝大多数人的选择。
况且,她也没出过什么门。
父亲在的时候出过一些门。
父亲不在以后,母亲是害怕出门的。
一是那时候女人本来就不怎么出门。
二是没有摄像头,也没有那么多的警力,全国的治安,也并不那么好。
她和绝大多数人一样,并不罕见。
小柳和胖子的招待所,是她第一次走进去的招待所。
但是因为房间太少,一共也就十来间,门上连编号都没有。
她是不知道的,她是没有这个见识的。
就算是上次去W宾馆,也是老广走在最前面。
再说,她当时又是已经和冼锐分手了,她只是去送送他。
她觉得,她这一辈子,可能都与宾馆无关。
就是以后住上了,再学也不难。
又是一个,“等你把熬八宝粥学会,我都病死了。”的例子!
这一次,这一切,都真的来不及了。
她也是想过,她可能可以去问总台的,但她又不确定。
而且,火车就要开了。
如果她坐不上车,又找不到人,那她该怎么办?
那她今天晚上住招待所,明天再走吗?
为了一个一点也没谱的想法,而去住招待所?
昆明是一个靠近边境的城市,不安全吧?
并且需要损失,接近100块钱,为了一个一点也没谱的想法。
她身上还有三百多块钱,在大城市里,用不了几天的。
如果再找一个工作,还是干服务员,那就可笑了。
但是,又能做什么呢?
她前脚走,说不定他后脚就马上就把房间退了,已经离开了那个伤心地了。
而他的身份证上,却是南昌的地址,而不是昆明的。
再说刚才,她离他只有咫尺之遥,她都没有做决定,她都觉得她忍受不了他的强势。
而现在,她去住招待所?
还有,小王一定已经到了,一定已经把那两包红塔给他了,他一定已经知道,那是她从火锅店的桌子上捡来的了。
她和父母的唯一一次在外面,不是生活所必需的高消费,是在她七岁的时候。
那时,父亲在离攀枝花很近的一个小站上当站长,月收入比100元,还多一些。
他们父女俩回老家,在内江(离成都不远的一个地级市)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,切了半斤猪肚条。
要了二两小酒,另外还炒了一个什么蔬菜。
不记得了。
他们一共花费了11元钱。
那时,学费一学期只要五元。
而猪肉,是五毛钱一斤。
父亲喝着小酒,脸上的神情是多么地惬意和满足。
他说他的月收入,一个月就顶老家那些人,辛辛苦苦喂一年的一条大肥猪。
他一年四季都穿着质量很好的铁路制服,让老家的人好不羡慕。
这也是每当她回忆起父亲的时候,他最幸福的样子。
父亲边喝小酒边对她说:“二妹,等以后生活条件好了,你坐上小车了,就在车上喊一声‘嘿!郗老头。’就行了。”
父亲的志向并不在坐上小车,而是退了休以后回老家,挖池塘养鱼,种桑树养蚕。
就像那个放羊的亿万富翁一样,包包里有了再去放羊,感觉是不一样的。
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?
是因为,他在城市里算不了什么,他无法融入到城市。
而回农村,别人看他的眼光,都不一样吧?
那时候,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呆在农村。
他一定不知道,现在的西昌城,已经满大街都是小车在跑。
一串红包间里的单笔消费,已经过万。
铁路工人,虽然现在还可以,但是,都不具有绝对的优势,都没有以前那么吃香了。
虽然工资上千元,但只能买到一百斤猪肉,买不起三百斤的大肥猪了。
现在,人们不仅嫌猪肥,而且嫌自己肥,开始减肥了。
猪也吃上了瘦肉精。
越来越多的人不吃猪油,说不健康。
现在有了很多选择,玉米油,花生油,橄榄油,物理压榨,化学压榨。
猪也全部吃上了饲料,四个月就可以长大,用不了一年了。
十二年以前,全国都一穷二白,汽车飞机很少。
铁路多拉快跑,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,是半军事化企业,地位仅次于部队一点点。
铁路职工,很多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,他们把军队的优良作风带了进来。
铁路制服,除了颜色是深蓝色,样式跟军装基本上一模一样。
而如今,许多效益好的行业,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。
就怕在舒适之中,忘记了潜在的危险。
时代,都变了。
人不可能永远选对行业。
最伤心的就是,很努力,却很努力地选错了行业。
因此,冼锐家里繁荣了百年,非常不容易。
所以,他一直非常警觉,一直像防强盗一样防着时代这个盗贼,从来不敢放松。
他的眼睛到处张望,他的耳朵四处监听。
如今,她真的坐上小车了,坐了四次,每一次都是因为冼锐。
一次是从W宾馆到一串红,是小面包车。
一次是小叶在临走前用吉普车送他们,也是因为冼锐。
另外两次,是到昆明以后坐的这两次出租车。
其中滋味,真的是酸甜苦辣,应有尽有。
下次,她如果去给父亲上坟,她一定会跪在他的坟头跟他说:“爸爸,你走的这六年,这世界真的变化好快,翻天覆地,令人应接不暇。”
她想得太多了,再加上,又整整两夜未眠,而且没有吃早饭。
她简直是头都想昏了,她简直是无法决策。
这段感情,将如风逝去。
她也想起了,她的这人生十九年。
她的出生,纯属是在大难中逃过了一难又一难。
那时,老家是全国计划生育最早最紧的地方,一家只能生一个了,计生干部满村围剿那些大肚子。
因为姐姐生了病,有点矮小,父亲到公社托人开了证明,说她是“残疾”,她母亲才没有到处躲藏,她才被允许出生。
父母一辈,家家七八个五六个,母亲是绝无仅有的独生子女。
而她这一代,断崖式地下降。
父母总是说,她的命是姐姐给的,她将来要对姐姐好。
一出生就这么沉重。
她在母亲肚子里八个月的时候,她母亲逞强去十五里的镇上挑了一次公社分的八十斤煤,回来以后一直感冒咳嗽。
又半个月,她出生了,早产,四斤半。
明明大伯的屋子就在十米以上的山上,她却不好意思开口。
而大伯也是一个,从不主动和兄弟媳妇说话的人。
外婆骂骂咧咧,也并没有做出决断。
外公在六0年饿死了,母亲当时十七岁。
她俩也差点饿死了,外婆又只养了母亲一个,无比宠爱。
一直都叫她“银狗儿”,舍不得打,舍不得骂,什么都由着她。
再说,她是个读了书,有了知识的人了。
她只骂骂咧咧,从来不动真,也从来不管用。
只是父亲知道了,在信里骂母亲说:“大的已经养坏了,还准备害死小的。”
冒了丢掉好工作的风险,早产了一个,还是女儿,父亲真的很冒火。
还好,她比别的孩子聪明。
后来母亲就说:“人家三斤半都养活了的。”
真是气死人,就不想想这对孩子的损害,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。
这就是她守旧不和大伯说话,又思想新潮,盲目模仿外国妇女的严重后果。
虽然她只有三十岁,但营养不良,像四十五岁的高龄产妇一样危险。
她四个月才被抱出门,被夸长得漂亮极了,眼睛炯炯有神。
因为那样可以又白又美,却不知道那样会缺钙。
父亲远在千里之外,她和姐姐,就成了母亲新潮思想的试验品,而且是失败的试验品。
她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糟粕,她小学毕业,她读那点书,还不如不识字。
钱钟书说,不识字会上不识字的当,识了字,同样,?会上识了字的当。
她十个月会说话,两岁才会走路,母亲却说正常,周围的孩子也差不多。
人家一岁半,那叫差不多吗?
她两岁的时侯,母亲和外婆带她去了一个,只有十个人的大凉山小站,看了父亲。
老家很多人,一辈子最多去了十五里以外的镇上赶集,只见过汽车,自行车。
从来没有见过,像庞大的巨龙一样的火车。
她两岁的时候,就既坐了汽车,又坐了火车,比他们一辈子见的都多。
临走前,母亲去镇上相馆照了相,准备带给父亲。
就为了照个相,跑了两趟,来回四次,六十里山路,而且每次都背着她。
其中一张是母亲抱着她,她正坐在母亲怀里,咬着小嘴唇,睁着亮亮的眼睛,穿着小花花的棉袄。
父亲每个月寄回不少钱,母亲总舍得打扮自己,打扮两个孩子。
村子里很多孩子走亲戚,都要向她和姐姐借衣服穿。
家里还有又大又宽敞的大房子,而且还是少见的水泥地。
她不像个农村孩子,倒像个镇上最时髦的孩子。
另一张,母亲剪着齐耳短发,穿着父亲带回来的男式铁路制服,拿着一本小的***语录,举到胸前,浓眉大眼,英姿飒爽。
别的农村妇女还留着辫子,母亲已经模仿那些有工作的人,剪了头发。
她做过女民兵,会完完整整地唱五十首红歌。
母亲在小站呆了半个月就回去了,家里的地不能荒着。
她走的时候,背回去五十斤梨子。
在大凉山卖五分钱一斤,回老家可以卖三角钱一斤。
地都用来种庄稼了,水果是稀罕货。
她需要坐火车,再转两次汽车,再走十五里山路才能到家。
老家的一家人,最多买一两斤尝尝鲜。
这次,也是给她断奶,在农村,会走路以后,才会断奶。
据说,她发表了很多想念母亲的感言,让所有人惊讶。
外婆带着她和姐姐一直呆了半年,春耕了才回去。
她们在小站上吃了团年饭,有领导来给大家拜年,还发了红包。
那时候上下关系极好,领导看重职工,职工也崇拜领导。
有带花生米的凉绊三丝,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菜,跟现在没什么两样,只是一年一回。
外婆用花布背带背着她。
她自己吃肉,顺手递给她一只肉嫩的鸡翅膀,并叮嘱她不要把油弄到她身上。
外婆和奶奶,都是那个年代看重物质的奇女子,很有主见。
外婆嫁给外公,是因为她父亲不识字,被骗得卖了地契,不然就是地主小姐了。
因此将她许配给了,教书先生的儿子外公。
她不识字,但家里请先生教哥哥们念书的时候,她背会了很多文章,比他们还快。
会迅速地做两位数口算。
会上街卖菜,卖自己做的针线活,不识字,一样到处问,到处跑。
会独自带着母亲,去给地主干活。
地主和地主婆都很好,并没有因为她年轻貌美就欺负她。
外婆告诉她说,地主也有好地主和坏地主,就像穷人有好的穷人和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一样。
奶奶呢。
爷爷是个走村串镇的货郎,她被他手里的稀罕玩意所吸引,就跟他一村又一村地走,要嫁给他。
结婚以后日子过得很好,儿女八个,客厅里长年放着四大缸麦子谷子,是村子里最富裕的人。
所有儿子都娶上了媳妇。
外婆从二十里外的另一个山里过来,将母亲许配给父亲,就是看中了那几个大缸,当然,还有父亲的能干。
她们回老家的时候,经过威远县城,去看了外公的妹妹和妹夫。
她妹夫在县委工作,已经瘫痪在床。
六个女儿,大姐找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儿子,把她调到县医院坐办公室,家里很满意。
三姐在碗厂上班,找了个同厂的工人,她父亲气得躺在床上直骂。
后来,没成。
二姐在县川剧团上班,带她们去看了她自己唱的川剧。
观众很少,不超过二十人,她们坐第一排。
居然没有人觉察到危机,只觉得,白拿钱,好玩。
她一直干到十年以后川剧团解散,她已经三十多岁了。
他们家住的是又小又黑暗的平房,有梯子通到窗户,再往下还有梯子通到地面。
她小小的身子刚刚能跨过窗户,能爬过去。
窗外有一个明亮的大院子,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黄桷树,树上挂有红布条。
她们拜了它,可以避邪,可以保佑念书很好。
四岁,一年回家一次的父亲,又将她带到了身边,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小站。
每天路灯下都会撞死很多飞蛾,站台上,经常会有彝族同胞拉的大便。
他们是偷偷从家里走的,怕姐姐会哭,她比她大五岁,九岁了,得留在家里干农活。
再说,父亲是打算让姐姐顶替的,她就得多跟着父亲,好见见世面,好变聪明一些,好念了书以后考工。
命运,从来很残酷。
他们从老家带走一脸盆的猪油,在路上,连盆子都挤变形了。
刚五岁,父亲教她数100,一教就会。再教写,也一教就会。
所有的人,都很惊奇。
一年一次,父亲又该回家了。
一个月之后,她没走掉,因为姐姐哭得太凶了,在地上打滚。
她留在家里和姐姐一起干农活,就是扛玉米杆和扛种来织布的麻杆,摘桑叶养蚕,割兔草喂兔子。掰玉米,剥玉米。
她将姐姐剥好的玉米捧到自己的筐里,还气鼓鼓地打了姐姐。
母亲已经懂得了要奖励,奖励她们吃最甜的玉米杆和冰棍。
但从那时侯开始,姐妹俩开始打架,知道了你输我赢,知道了什么是爱和恨。
因为机会有限,必须争输赢,必须有爱恨。
姐姐恨她,因为只有外婆爱她,父母都爱妹妹。
她也恨姐姐,外婆总说:“你是聪明的,你要让姐姐。”
姐姐明明可以顶替有工作,明明比她大那么多,还要跟她争。
别人家都是姐姐让着妹妹的,她的工作还不知道在哪里,她可能会留在老家挑大粪。
六岁,她上幼儿园了,更不能去父亲那里了,因为那里没有学校。
但是她老师刚教了一个月,就回家生孩子去了。
她和母亲去老师家里搬回她的小木凳,老师送给她几个气球玩。
她才不玩呢,她以为她不知道,那是避孕套。
母亲也不允许她玩这个。
她不知那是干什么用的,但她知道那是为了防止生孩子用的。
七岁,她上小学了。
老师说她不用教,她都会,她在学校里成了传说,所有人都认识她。
但她还是得在教室里坐着,她开始发神。
七岁半,父亲终于调到离攀枝花很近的一个小站,那里有学校。
她和姐姐都去了,见到了攀枝花,又叫木棉花,在树下捡它的花朵,吸它花蕊上的糖吃,吃完,再舔舔小手。
热得长了大疮,吃到了芒果和芭蕉。
放学的时候双脚并着走铁轨,听到火车轰隆隆地来了,快速地跳到旁边,用手捂住耳朵。
散步的时候,走过铁桥去看守桥的一个班的战士,看他们打蓝球,他们带她荡秋千。
一天晚上她带姐姐去公社看电影《画皮》,回来被跪炭渣。
车站也放电影,白朴的《墙头马上》,四大戏曲之一。
还去了很远的一个村长家里,山里又山里。
相比而言,老家一点都不穷,至少还有水,还有成片的田地。
而那里,全是干草和荒山。
吃了红红的酸石榴。
跟一个叔叔去了他在米易县城的家,阿姨有工作,家里好整洁明亮。
父亲给她们一人五元钱,姐姐买了衣服,她买了一大堆小人书。
据说她一岁抓周时,抓的是最远的算盘,父亲因此很看好她。
其实,可能仅仅只是算盘上的珠子吸引了她。
老家哪里有这么好玩,难怪姐姐要哭。
八岁,她该读二年级了。
父亲说这样不行,她要读一个好学校。
将她转到老家镇上最好的完小,是托在畜牧站做兽医的幺叔的关系。
那时叔叔收入很好,很吃香,天天在别人家里吃香的喝辣的。
现在,单位都跨了。
学校依山傍水,是没收镇上最大的地主的庄园所建,全校师生六百多人。
一个年级分甲乙两个班,一个班七十人,三个孩子一张桌子。
学习好读甲班,差的读乙班。
她总是过目不忘,很快成为第一。
班上那个以前的第一很孤立她,嘲笑她的口音,嘲笑她穿的裙子像鸡笼,全校都只有她一个人穿裙子。
她住在五里之外的叔叔家,叔叔每天上班就顺带用自行车搭她。
每一个学生带一个瓷杯,学校用一个大窖同时蒸他们六百多人的饭。
基本上所有人的午餐都是,米饭加一个红薯,再搭一点酸菜。
三年级,叔叔家的双胞胎妹妹也上学了,叔叔要先送妹妹再送她,老是迟到。
再说又升了一级,作业越来越多,她不能帮婶婶做那么多的家务了,很不讨她喜欢。
叔叔在镇上给她租了一间又潮又黑的房子,就在镇上通往家里的,那条只有二十厘米宽的斜坡路的路边上。
没有窗户,每天都在屋子里听见人来人往。
叔叔又托人给她找了公社食堂的饭票,她每天在那儿吃饭。
一般有两个菜,她只记得胡萝卜烧肥肠,一毛钱一份。
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,猪那么少,可能是供应城市去了。
经常可以看到公社干部来这里开会,他们穿着蓝色的中山服,提着气派的人造革公文袋。
那个打饭的阿姨大概三十来岁,编着两条齐肩的辫子,穿着一件橙黑相间的格子衣,戴着蓝袖套。
那个时候的人一般有两身衣服,用作换洗,但是她只记得这一身。
在一片蓝一片黑当中,不打补丁,还有花色,就是很漂亮,很独特的了。
有一天早上她正在吃稀饭馒头,一个从他们村子里出来的叔叔告诉她,她母亲到镇上卖猪肉来了。
说她怎么这么没孝心,也不去看看,却在这里吃饭。
一个刚刚九岁的孩子,并不知道这个事情,就被背上了这个罪名。
她赶紧买了两个馒头,跑了出去,在街边上找到母亲。
家里的肥猪喂大了,女儿学习又好又这么懂事,丈夫有着高收入。
母亲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,而在别人眼里,却成了心酸。
母亲并没有告诉女儿她要来,她就知道她还没有吃早饭,知道买这么好的馒头给她。
这一年多以来,她已经看遍了镇上的那些人,她开始发现,她自己有点土,她母亲也有点土。
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,只是她发现了。
她们穿着自己缝的衣服,而镇上的人,都穿上了裁缝做的衣服了。
一看他们就是村子里的有钱人,而不是镇上的人。
镇上有两条路,让她牵挂。
一条是那条20厘米宽的,斜坡上的羊肠小道,它通往15里之外的自己的家。
另一条是宽阔得可以开拖拉机,可以骑自行车的泥土路,它通往五里之外叔叔的家。
叔叔和父亲都是能干人,他们都没有能够住在镇上,还是住在农村。
她有一个好朋友,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魏若娟。
她穿着粉红色的裤子,绿色的上衣,扎着蝴蝶结,是镇上女孩子的打扮。
但是比她矮一个头,很娇小,而且是乙班的学生,学习不太好,没人跟她玩。
她们是在路上认识的,她母亲在镇上的新华书店上班。
她对她好好,将书店里的小人书,作文选刊拿给她看,说不要弄脏了,看完就放回去,卖的时候没人会发现。
她们俩,真的是有一种相依为命,惺惺相惜的感觉。
她并没有在那个小黑屋住多久,叔叔说靠着路,不安全。
他在他的单位,畜牧站,给她找了一间房子,说那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叔叔,这样可以照应她一下。
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,屋子里堆满了猪饲料,味道很浓。
有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桌子,可以睡觉,可以做作业。
那时猪刚刚吃上饲料,镇上的人都很害怕,那些猪都被卖到了城里。
叔叔一直很内疚,说没有能够照顾好她。
她很理解叔叔的难处,既要上班,下班以后,还要回家干农活。
她和婶婶,两个妹妹,四个人睡一张床,叔叔没地方住,只有睡在她现在睡的地方。
而现在,叔叔可以回家睡了。
早餐,她开始在上学路上的一个,公社对外营业的食堂里吃。
品种很多,有两分钱的油条,五分钱的菜包子。
有很多肉的,一毛钱的肉包子。
她终于吃上了肉。
她当时有两个问题弄不懂。
一个就是为什么,用了很多油的油条,比菜包子还便宜。
另一个是为什么,人们把钱放在银行里保管,银行还要付钱给他们。
她没有问任何一个人,她甚至不想知道答案,因为她觉得这样,很美好。
但是,并不是。
直到现在才知道,很残酷。
可是没有多久,她发起了高烧,躺在床上爬不起来,没有去上学。
开门一看,原来是姐姐一个人跑来了,是那个说她没孝心的叔叔传的信。
这个时候有个姐姐,原来还是有用的。
母亲去父亲那里了,姐姐回去以后,年近60的外婆跑来了。
带她到镇上医院打了一针,说是出麻疹了。
然后将她用背带背着,像小时候一样,背回了家。
她的头脑很迷糊,但是清楚地记得,她的脚一搭一搭的,甩在外婆的脚弯里。
她都九岁了,她就只有那么长。
她回家休息了一个月,不能吹风,天天吃猪的胰腺,连铁。
据说,那是个好东西。
一个月之后,她戴着帽子,弱不禁风地回学校了,那个同学又嘲笑她的帽子。
没多久,就是期末考试,但是她还是考了全班第三。
她只好说她是狐狸变的。
期间,她挨过一次狠狠的打,那是父亲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打她。
母亲过40岁生日。
她20里以外的娘家老家,来了很多亲戚。
她想留下来吃晚饭,她不想当天去上学。
父亲说,费了那么大的力气,把她转到镇上最好的小学,她却不好好珍惜这个机会,对不起自己要走那么远的路的脚。
就只差没有明说,如果不好好学习,就只有像那些亲戚一样,要挑大粪了。
她还是不想去,父亲就开始打,她第一次那么倔强。
外婆实在看不下去,将她搂在怀里,说她还只是个孩子,如果父亲要打,就打她好了。
父亲谁也不听,还是打。
她拔腿就跑。
她跑了三里路,父亲也追着打了三里路,边跑边打,直到两人都再也跑不动了。
那一天晚上,她算是留了下来。
但是第二天她四点钟就要起床上学,偏偏又下起了雨,羊肠小道无比湿滑。
父亲穿着雨衣,背着她。
她趴在父亲的肩上,打着手电筒,支着雨伞,感觉到了父亲肩上冒出来的,一股股热气。
那是一个男人,正当壮年,充满了阳刚之气。
他的肩上,既要背负孩子,也要背负家庭。
父亲将她送到了,她以前住的那一间小黑屋那里,就回去了。
再往上,就是街面了,天也朦朦亮了。
她支着父亲给她的伞,向学校走去,那是一把黑色的,质量很好的伞,是他单位发的。
上街以后,到学校还要走三里路,布鞋全湿了。
实在是这一顿打,让父亲伤了心,他争取调到了另外一个小站。
那里的教学质量比老家的村子里好,而且只需要走40分钟。
父亲花了20元,给班主任买了一条床单,她说那是她见过的,最好的床单。
她九岁半了,她三十九斤。
她在那里学习了,白居易描写庐山的《大林寺桃花》,并且从地图上知道了,有一个省叫江西。
那里是鱼米之乡,才子之乡。
六一儿童节游园活动,一个男老师一下给了她三张游园票,可以换小礼品,然后捏了一下她的脸。
她恨了他一眼,将游园票扔到了地上。
有个男生很快地捡起了它,然后,很好奇地看着她。
母亲从小就教她,不要让任何男人碰她。
除去这一点点小的不愉快,她有很多很多的乐趣。
她在校园里悄悄种了一棵老家没有的小白杨,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吃到了这个镇上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吃,米糕和卷粉是她的最爱。
另外,她还会很胆大地离开大路,飞快地去走另外一条没人走的小路,去看她的蔷薇。
那里有一段篱笆,十来米长,上面开满了蔷薇花,那是她的“秘密花园。”
并且,她现在住的这间屋子,以前是一个爱好戏剧的叔叔住的,他们都说他疯了,回成都了。
房间里有一人高的各种戏曲书,里面有各种古装美女和一套京剧的脸谱,一身戏服。
没事的时候,她就翻那些书玩,将美女们全剪了下来,花花绿绿地贴了一墙,按谁最漂亮排的顺序。
隔壁的刘阿姨有两个儿子,一个叫张铁军,一个叫张铁生。
一个六岁,一个五岁。
她把他们叫来,让他们穿上戏服,翻跟斗和唱戏给她听,他们没多久就把床单跳坏了。
阿姨很会过日子,将床单从中间裁开,又将两边结实的,没有坏的床单拼到中间。
这样就相当于,又有了一个,比以前还耐用的床单。
她母亲就不会这样过日子,父亲也没有骂她弄坏了床单。
车站有黑白电视看,她看了很多日本的电视剧,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演的《血凝》,讲八佰伴创始人故事的《阿信》。
那时正是中日最友好的时期。
知道了鞠萍姐姐和金龟子。
喝上了牛奶,吃到了酥心糖,穿上了连衣裙。
这才是一个小孩子,应该有的生活。
离放假还有半个月,父亲又调到了另外的一个小站,领导告诉他说,那里也有学校。
这半个月,一个叔叔给她做饭。
父亲给的生活费是十元,太多了。
叔叔天天变着法子给她做炒鸡蛋蒸鸡蛋荷包蛋,各种蛋,还有油炸小鱼。
那时候的人,也不会算什么人工费。
四年级她又转学了,到了那个下了一个冬天雪的,大凉山深处的小站上。
他们送了一床20元的床单,而她却只念了一个学期。
班主任很过意不去,把教室里挂着的,那几本《红领巾》送给了她。
四年级一年,她都和彝族小孩一起上学,一个班十个人,学习彝汉双语。
不过还好的是,那一年汉族的小孩正好有十个,学校专门为他们设了一个班,分开学习。
这样,她的头上和身上,才没有长满了虱子。
上课基本上就是玩和烤火。
29岁的彝族男老师,因为一场感冒,死在巫婆的眼皮下,他们很多人都去看了他被火葬。
他的老婆带着三个孩子,木然地站在一边。
那里十天赶一次集,彝族同胞会带土鸡和土鸡蛋来卖。
所得的钱,会买酒喝,然后醉倒在路边。
有一天,山上忽然燃起很多火把,父亲说,那是火把节。
原来,茂密的树林深处,竟然住着那么多的人,她还以为山上只有树呢。
大山里没有信号,看不成电视,但是每个月都会放一次电影。
有一次放的是,一个公主嫁给了一个猴子,生了一个小孩,猴子爸爸像个人一样在摇那个小孩。
父亲跟放电影的那个叔叔,也是好朋友。
叔叔带着她,到了他西昌车站附近的家,叔叔带她和他的两个女儿去了邛海公园。
他们四个人,一人啃了整整半只猪蹄,香极了。
她还跟另外一个叔叔去了乐山。
父亲总是极力让她开眼界,其实,她去过的地方很多的。
她在自己家的镇上读了一年半的书,去过母亲娘家的镇上,二叔家所在的镇,威远县城,内江市里,隆昌县城。
成昆线上的米易县城,德昌县城,泸沽镇,冕宁县城,喜德县城。
还去过攀枝花市,乐山市,还看过90米高的乐山大佛,心中早就知道了佛祖的胸怀。
去过泸山,邛海,西昌卫星发射基地。
很多次,那些快速列车在小站上等错车的时侯,记者们都举起了镜头采风。
她和她跳蝇的小伙伴,甚至上过《西南铁道报》,父亲将那张报纸贴在墙上。
对于别人来说,成昆线上那些毫不起眼的小站,只是一个一闪而逝的小黑点。
然而对她来说,却是非常熟悉,有着无限美好的记忆的。
也就在那一年,全家农转非了。
全家五口人,挤在一间只有12平米的屋子里。
除了两张大床,和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外,放不下任何东西。
从老家搬家来的,四个大麻袋里的东西都不敢拆开。
正巧站上来了一个段上的女干部,到他们的屋子里看了看,难过得直掉眼泪。
这么优秀,能干,刻苦的同志,却过着这样的生活。
没几天,女干部托人带来了两大包她女儿穿过的衣服,而且调令也来了,父亲被调到了现在这个站上。
生活条件好了很多,重要的是,母亲可以在那里的货站上做装卸,可以增加一份收入。
虽然在大山里面,父亲的工资足够他们全家用,但那是最低的消费水平。
女干部老家是成都的,到西昌都是受苦受难了,怎么受得了他们这样的情况?
她肯定没有见过她老家的样子,站上那些叔叔的老家的样子。
她一定不知道,母亲娘家的亲戚,花100元买了他们的写字台,和另外一样家具。
然后满心欢喜地将它们挑回了家,走的全是像羊肠一样的山间小道。
他们的家具,是老家最新潮的家具,大家都争着买它。
当时女干部掉眼泪的时候,父亲的心里有点难受,母亲没有反应,外婆很感激领导这么重感情。
她好像朦朦胧胧地知道了,原来,山外还有山,一个世界之外,还有另外一个世界。
那两大包衣服,基本上都是新的,是她自己,用缝纫机很精细地打出来的,做工很好,布料也好。
她们穿衣服,总是那么合身,而不像穷孩子,第一年长,第二年合身,第三年短。
颜色是纯净的,而不是花布,绣着小猫小花,一看就是城里的小姐穿的。
就是那个年代,北京上海的普通孩子穿的衣服。
但就是在西昌城里,那也是高贵的人才穿的。
她和姐姐各取所需,很快地就将它分配完了。
自从她知道,上学可以改变她的命运以来,她们都不再打架了,只有五岁的时候,才是她最迷茫的时候。
父亲一到这个新地方,所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买了一个彩电和一台洗衣机。
那个人刚买了一个月,但是他要去成都了,彩电少了300元,洗衣机少了200元。
老家的大房子一共卖了2000多元,这一下就花去了1100元,外婆好心痛。
本来不想买洗衣机,刚从农村出来,不能这么好逸恶劳,但人家要搭配着卖。
既然电视少了钱,就当是白捡的。
父亲说,如果孩子看的是彩色电视,那她的世界也会是彩色的。
很快,她小学毕业了。
同学们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“某某,我爱你。”“老师,我们舍不得你。”
她走了过去,在上面写下了:“离别心悲痛,临行把泪挥。师生心连心,谁能离开谁?”
同学们一起起哄,纷纷拿出笔记本来,将它抄到了本子上。
甚至引来了隔壁班上的同学,至少有100人抄下了它。
在这里,再也不用像老家那样,成绩好会遭人恨,这里的同学,心胸都那么宽广。
那一定是因为,这里通的是铁路,铁路上行驶的,是像巨龙一样的火车。
而老家,通的是羊肠小道,连自行车也没有办法骑。
父亲给她的留言是:“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,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寄生虫。”
小学五年,她上了六个小学。
在这之后她上初中了,有的老师闹学潮,有的窝在家里写小说,和著名的阿来是朋友。
还有的和别人打架,受了重伤。
很多科目都是荒废的,只有语文老师坚持像梦游一样,给他们上课。
就是有一天下大雨,教室被淹了半尺来深,那个老师都坚持上完了课。
因为他是牛鬼蛇神的子弟,在文革中被下放,耽误了他在四川大学刚刚开始的学业。
就是那个,有2万本书的老师。
直到初中三年级,学校换了校长,这种风气才得到整顿。
在这其中,农转非不再困难,只要家里有一个在单位里正式上班的,都可以转,不限名额。
城镇人口,很快地从10%,达到了现在的25%。
以前是父亲退了休,无论儿女,都可以顶替一个。
而现在,只有发生了意外的,才可以顶替。
其他的,通通要通过招工考试,进行挑选。
至少初中毕业,成绩良好。
不要歪瓜别枣,也不要太笨的。
在这其中,父亲生重病去世了,姐姐顶替了父亲。
母亲说,父亲有一句话没有说好。
他看见别的计划生育宽松的地方,农转非过来的那些家属,每一个都带来一堆子女。
他酸酸地说:“我只有两个女儿,不操心。一个笨的可以顶替,另一个读书还好。”
虽然她像巜伤仲永》一样,已经泯然于众人了,但还是不错的。
他走后不久,真的是,如果等到他退休,姐姐就没办法工作。
只有发生意外了,儿女才可以顶替。
母亲也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冒险了,家里有老有小,好像担心出任何事情。
她的成长,原来是这么地艰难,90%的苦涩,10%的有趣。
为了享受那10%的有趣,她愿意承担那90%的苦涩。
和冼锐的相识,好像也是如此。
如果不是认识了冼锐,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:她从哪里来,又将要到哪里去。
还有关于母亲,她从来就没有想过,母亲身上,竟然有这么重大的责任。
她也明白了,冼锐所说的:“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”
这几个字,是多么地沉重。
为了这几个字,他半年以后,才去找那个阆中女孩,而且还没有等到,将那几个字说出口。
而对于她。
他对她说,一到昆明以后,就给她打了不下20个电话。
他是多么地,害怕失去。
他说,“我从来没有像对你一样对过任何一个女孩子。”
那是因为,他不但对她好。
而且,他说出了:“我会对你负责任。”
这样,像千钧之重一样重的话。
如果有什么遗憾。
那就是,她宿舍里有一个女同学,在宿舍里讲,她出去约会,那个男同学跟她讲了很多,他在大西安岭里长大的故事。
在学校里谈恋爱,基本上就是靠谈,不停地谈,一直要谈好几年,而不敢有其他的杂念。
那是考验口才的时候,那也是锻炼口才的好机会。
她的好几个学姐学哥,都谈成了出色的列车长。
她很遗憾。
她没有在谈恋爱的时候,有机会将她这些,有趣的或辛酸的经历,谈出去。
她的经历,简直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。
如果是昨天晚上,她跟冼锐讲这些,他会感兴趣吗?
照他对他在火车上的反应来看,他不会感兴趣的。
但是,如果不是冼锐,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么多她的过去。
小的时候还小,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,又忙于看杂书。
她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,好好地想过她的过去。
不管发生什么,不管在这巨大的城市里,她是一粒多么微不足道的尘土,但她都是,父母极力宠爱的女儿。
母亲在家里,等着她回家。
她昨天就已经19岁了,她是成年人了,她对母亲,同样,也有着——责任。
如果,她有什么三长两短,父亲的在天之灵,是不会答应的。
父亲的在天之灵,也会伤心的。
12:50分。
列车离开了昆明车站,湘潇在梦中画了半个圆,又将回到梦的起点。
望着渐渐远去的昆明的山水,楼群和列车腾起的团团烟雾,坐在车窗边的湘潇心中不平,眼角再一次潮了……
她望着窗外发神,青山绿树从她眼前掠过,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和母亲。
他们,吵吵闹闹的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