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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兰玉树,欲使其生于阶庭
士族的家教与《颜氏家训》
读魏晋南北朝的历史,我们常常会惊讶于当时那些大士族能够出那么多人才,而且能够绵延那么多世代。例如山东琅邪王氏,几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等旺族,这个家族是秦朝名将王翦之后,在汉朝就已经人才辈出了,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王导之后,真可说是权倾朝野盛极一时,被鲁迅称为“名士教科书”的《世说新语》是记载魏晋士族活动最完备的一本书,里面写到的琅邪王氏一家的人物就有四十个,居所有士族之冠。根据苏绍兴《两晋南朝的士族》一书统计,在《世说新语》中出现人数最多的二十个士族,除了琅邪王氏以外,依次还有:太原王氏,二十人;颍川庾氏,十六人;陈郡谢氏,十五人;谯国桓氏,十四人;平阳羊氏,十一人;陈留阮氏,八人;高平郗氏,八人;长平殷氏,八人;太原孙氏,七人;陈郡袁氏,六人;沛国刘氏,六人;吴郡顾氏,六人;会稽孔氏,五人;汝南周氏,五人;陈留范氏,五人;河东裴氏,五人;河内山氏,四人;陈留江氏,四人;吴郡陆氏四人。
这些家族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长盛不衰,原因当然不止一端,但注意对子弟的培养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第九十二则一段谢安和晚辈的对话,很有意思:谢太傅问诸子侄:“子弟亦何预人事,而正欲使其佳?”诸人莫有言者,车骑(谢玄)答曰: “譬如芝兰玉树,欲使其生于阶庭耳。”
“芝兰玉树,欲使其生于阶庭”,这话很富于诗意,其实也就是民间说的“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”,所有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想法,而士族这样的想法尤其强烈,尤其自觉。魏晋时期,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,也是文化程度最高的阶级,他们对子弟的教育抓得很紧。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第三十六则记载了一段谢安和夫人的对话:谢公夫人教儿,问太傅:“那得初不见君教儿?”答曰:“我常自教儿。”
谢安的夫人怪谢安没有教训儿子,谢安却说:“我常自教儿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?谢安的意思是,我不是不教儿,相反,我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,我以我自己的言行随时随地在教我的儿子。谢安这话并不是强辩,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注意子弟教育的长辈,他不仅对教育抓得紧,还非常注意教育的方法,《世说新语·假谲》有一则故事写他巧妙地纠正侄儿谢玄的纨绔习气:谢遏年少时,好着紫罗香囊,垂覆手。太傅患之,而不欲伤其意。乃谲与赌,得即烧之。
谢遏就是谢玄,遏是谢玄的小名。香囊是香包,覆手大概就是现在的手绢之类,一个男孩子身上吊着香包手里拿着手绢,实在不是好习惯,谢安决定加以纠正,但是又不想伤害谢玄的自尊心,便假装跟他打赌,赢了他的香包和手绢,得到之后立即烧掉,让聪明的谢玄从叔叔的行动中得到启发和教育。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对我们做父母长辈的都有教育意义,那就是对子女晚辈既要严格要求,又要注意方法。
从以上谢安的故事,可以看到魏晋士族是如何注重教育子弟的,正因如此,士族才能养成优良的家风或说门风,这种家风或门风是世代相传的,是士族引以为傲的,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标志之一。如果家教不严,门风败坏,这个家族就会失去社会地位和他人的尊重。只有维持优良的门风不坠,才能代代都出优秀的人才,使芝兰玉树长生于阶庭,从而保证整个家族长盛不衰,维护他们已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。所以,如何把一个庞大的家族管理好、把子弟教育好,是士族阶级非常重视的事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些有关家庭管理与子弟教育的著作就出现了。中国第一本系统训导后人如何教育子弟、如何管理家族的书—《颜氏家训》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。
被称为“百代家训之祖”的《颜氏家训》,作者叫颜之推,是南北朝时期的人,他所属的山东琅邪颜氏也是魏晋南朝著名的门阀士族。颜氏家族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的后代,汉末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士族。在曹魏时就出了几个两千石(就是今天的省、部级)的大官,东晋时的颜含做到侍中、国子祭酒,封西平县侯。此后代代都有太守级的大官,南朝刘宋时的著名诗人颜延之(官至金紫光禄大夫)也是这个家族的。颜之推是颜含的九世孙。这个家族一直很昌盛,直到唐宋。例如唐朝有名的学者颜师古,就是颜之推的孙子,著名书法家颜真卿(平原太守)以及颜真卿的堂兄—在安史之乱中壮烈牺牲的颜杲卿(常山太守),也都是颜之推的后代。
颜之推生于公元531年,卒年不能确定,大致在公元590年以后。他出生在南朝梁代的江陵,二十三岁时西魏军攻陷江陵,他那时已在梁朝为官,因而被俘,并被遣送西魏。两年后他举家冒险逃往北齐,想假道北齐返回江南,不料正好碰到陈霸先废梁自立,建立了陈朝,于是他只好留在北齐。二十年后北齐为北周所亡,他又入周,四年后隋代周,他又入隋。所以他一生经历了南梁、北齐、北周、隋四个朝代,在这四个朝代都做过官,在北齐做官的时候最长(二十年),官位也最清显,为黄门侍郎,所以对《颜氏家训》一书他自署“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”。
《颜氏家训》共二十篇,第一篇《序致》是全书的序言,最后一篇《终制》则是颜之推的遗嘱,中间十八篇分别为:《教子》《兄弟》《后娶》《治家》《风操》《慕贤》《勉学》《文章》《名实》《涉务》《省事》《止足》《诫兵》《养生》《归心》《书证》《音辞》《杂艺》。里面讲到如何教育子女,如何处理兄弟、妯娌、后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,如何治家,如何维持门风,并告诫子孙要努力读书,要务实,要知足,要注意养生,等等。
颜之推为什么要写这本家训呢?他在序言中说,对于修身齐家,古代圣贤已经讲得很多,也有很多著作传世,自己再写会不会像“屋上架屋,床上施床”一样重复啰嗦呢?他说因为关系不同,有些道理虽然圣贤都讲过,再经由自己身边的人讲出来,往往更有说服力。用他的话来说就是:“夫同言而信,信其所亲;同命而行,行其所服。禁童子之暴谑,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;止凡人之斗阋,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。”所以他写了这本书,希望给自己的子孙一些有益的训诫。他尤其感慨,颜氏家族虽然素来“风教整密”,但是他自己因为九岁就遭到家难,父亲过世,没有受过严格的管教,长大后养成一些坏习惯,经过长久的磨炼才改掉。他说自己“每常心共口敌,性与情竞,夜觉晓非,今悔昨失,自怜无教,以至于斯(经常是心里跟嘴巴作对,理智与情感冲突,夜里觉察到白天的不对,今天追悔昨日的失误,自己哀怜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,以致落到这种境地)”,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再蹈覆辙:“故留此二十篇,以为汝曹后车耳(所以,我留下这二十篇文章,用来作为你们的后车之戒)。”
这里简单介绍一下《颜氏家训》的第二篇《教子》。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几个关于教育子女的重要见解,对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仍然有参考价值。
颜之推在《教子》里首先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原则,就是教育必须从小开始,越早越好。
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有一种普遍的误解,以为教育要到孩子懂事以后才开始,至少到等小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,父母才会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。颜之推告诉我们,教育子女要越早越好,如果可能,在孩子没有出生时就应该开始。他提到古代“圣王有胎教之法”,王妃们“怀子三月,出居别宫,目不邪视,耳不妄听,音声滋味,以礼节之(妃嫔怀孕三个月时,就要迁居到别的宫室去,眼睛不乱看,耳朵不乱听,音乐、饮食都按照礼的要求加以节制)”。这里说到胎教的问题,即使以今天的科学知识看来也是有道理的。母亲在怀孕的时候,不仅吃什么东西对胎儿的成长有影响,而且喜怒哀乐的情绪也会影响胎儿,尤其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心智与精神。所以怀孕的时候,尽量不服用不必要的药物,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,多听美妙的音乐,多看美丽的风景与图片,不生气,不悲伤,是每一个母亲应有的常识。有科学家做过实验,让奶牛听美好的音乐,牛奶的产量会增加、品质会提高。那么同样地,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保持端正而愉快的心情与情操,对胎儿的心智健康无疑会产生良好的影响。这样看来,古人所说的“胎教”并非神乎其词,完全是有科学依据的。
如果连胎教都要注意,那么孩子出生以后的教育就更应该注意了。不要以为孩子无知无识、不会说话,事实上孩子一出生,一接触到外部世界,就马上开始了他认识世界的历程,像海绵吸水一样,时时刻刻在吸收在学习。幼儿学习和吸收的速度跟成人比起来要快得多,简直可以用“贪婪”两个字来形容。请想想,我们一个成年人,长大一岁,能学到多少新东西?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,几乎毫无长进,但是一个婴孩,从零岁到一岁,从一岁到两岁,他能学到多少东西?一个聪慧的小孩,一岁的时候就开始牙牙学语,碰碰磕磕地学走路了,两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正常走路,会讲很多话了,这速度简直不可思议。尤其在语言学习能力上,大人与小孩完全不能相比。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:“少成若天性,习惯如自然”,这真是至理名言。好的品德一半是天赋,一半就靠少年养成;好的习惯更是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培养,一旦青少年时代养成了坏习惯,长大了就很难改过来。颜之推接着还引用当时的一句俗话“教妇初来,教儿婴孩”,就是说,教老婆要从她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,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。为什么呢?因为在传统社会,老婆刚嫁过来的时候,年纪还轻,十五六岁,又没有依靠,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,要在夫家站稳脚跟,就必须虚心接受丈夫和婆婆的指点才行,所以这个时候教育最起作用,最容易被接受。为什么教孩子要从婴儿期开始呢?因为婴儿刚生下来,离开父母不能生存,一切都是一张白纸,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,也最起作用,最容易被接受。
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的第二个重要原则,就是教育要从严,不能只爱不教。
颜之推说:“吾见世间,无教而有爱,每不能然(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,对子女不加以教诲,而只是一味宠爱,总觉得不能同意)。”还说:“父母威严而有慈,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(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,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,并由此产生孝心了)。”就是说,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,说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,子女才会畏惧谨慎,对父母产生孝顺之心。
父母对子女慈爱是一种天性,甚至可以说这是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,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物种要延续自身的生命都必须具有的品性。一只母狗生了一群小狗,当陌生人走近,它便会龇牙咧嘴地发出恐吓的叫声,生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。愚夫愚妇,没有受过任何教育,都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,所谓“水往下流”“虎毒不食子”。但对子女要严加管教,却不是每个父母都懂得的,因为这需要更高的理性,更长远的目光。教养程度不高、理性不强的人,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,总是怕孩子受委屈,不忍心看孩子受眼前之苦,该骂不骂,该打不打,用颜之推的话来讲,就是“重于诃怒,伤其颜色,不忍楚挞,惨其肌肤(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,怕伤了子女的脸面;不忍心用荆条抽打,怕子女皮肉受苦)”,一些父母甚至溺爱自己的子女,失去是非准则,“饮食运为,恣其所欲,宜诫翻奖,应诃反笑(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、言行举止,任其为所欲为,本该训诫的,反而加以奖励;本该呵责的,反而一笑了之)”,就是说,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,想要什么就给什么,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,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过。这样的结果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,以为应当这样,等到长大了,习惯养成,再来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。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引起子女的反感,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,养出一些逆子、败家子来,“至有识知,谓法当尔。骄慢已习,方复制之,捶挞至死而无威,忿怒日隆而增怨,逮于成长,终为败德(等到孩子懂事以后,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。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,这时才去管教、制止,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,也难以树立父母的威信。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,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。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,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)”。
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,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加严重。我们应当懂得一个道理,那就是:慈是天性,是不需要教的;而孝却不是天性,是需要教的。所以我们看传统的《十三经》里面,有一部《孝经》,却没有《慈经》,就是这个道理。康有为在《大同书》里也说过:“人之情,于慈为顺德,于孝为逆德。”“顺德”是顺天性而得到的,是无须教的;“逆德”则是逆天性才有的,所以必须教。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的子女将来变成不孝子、逆子,那就请从小严加管教吧,否则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。
颜之推在《教子》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。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,母亲管教甚严,他已经做了将军,年过四十,若做错了事,母亲还会拿棍子打他,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。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,很聪明,有点小才华,父母逢人便夸奖,有了错误则替他掩盖,结果从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,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,因为言语顶撞,被周逖杀了,连肠子都抽出来,以血涂鼓。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,反而会害了他们,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的长远的爱。
颜之推提出的第三个教子原则是:保持适当距离,不可过分亲密。
颜之推在《教子》篇中还提到,父母跟儿女之间,一方面要亲爱周到,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,不可以过于亲密。他说:“父子之严,不可以狎;骨肉之爱,不可以简。简则慈孝不接,狎则怠慢生焉(父亲对孩子要有威严,不能过分亲密;骨肉之间要相亲相爱,不能简慢。如果流于简慢,就无法做到父慈子孝;如果过分亲密,就会产生放肆不敬的行为)。”“狎”是亲昵,亲爱得没有分寸,没有规矩;“简”是怠慢,不周到,不细致。中国的传统观念是,父子之间首先是一种尊卑的关系,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颠倒,连君臣关系也是仿照父子关系建立的,所以叫“君父”“臣子”。这种尊卑关系必须严格遵守,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乱套。所以父子之间再亲密,也不可以没有分寸没有规矩。这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育,并不是说对儿女不要慈爱,或儿女对父母不要孝顺,而是说慈爱与孝顺都要在承认尊卑上下的基础上进行,只要不破坏这个基础,慈爱与孝顺则愈周到愈好。
颜之推既提醒做父母的要跟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,又强调父母子女之间慈孝要周到,这是很全面的看法。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,要么就是跟子女太亲密,不注意尊卑上下、应有的距离与礼节;要么就是漫不经心,关心不够。父母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睦,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颜之推教子的第四个原则是:父母对子女不可以偏爱,要平等对待。父母如果在子女中有偏爱,并且把这种偏爱明显地表现在言谈行为甚至物质分配上,就会造成子女之间的不和睦,甚至造成子女之间的仇恨,引发严重的后果。颜之推在《教子》篇中就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,希望子孙引以为戒。
颜之推在《教子》篇的最后提出教育子女的一个根本原则:教子要有义方,身教重于言教。
他讲了一个故事,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,曾经对颜之推讲,他有一个儿子,十七岁了,略通文墨,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、弹琵琶,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,很得达官贵人的宠爱。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,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,所以讲鲜卑话、弹琵琶,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,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。讲完这个故事后,颜之推发感慨说:异哉,此人之教子也!若由此业,自致卿相,亦不愿汝曹为之。
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:“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,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,就是子女能当部长、总理,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。”
在颜之推的时代,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胡人建立的,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,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,但是他的感慨是明显深沉的。稍加分析,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:第一,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;第二,对趋炎附势、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;第三,颜之推在这里其实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,即:怎么教子女?教子女什么?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,都希望子孙发达,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子成龙,使女成凤,使子孙发达呢?这就大有讲究了。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、一时的权势,总想走捷径,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邪道来达到目的,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,让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用古人的话来讲,就是“教子要有义方”(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)什么是“义方”?怎样才叫“有义方”?简单地说,就是以“圣贤之道”来教育子孙,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,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?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。这样就归结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,即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,提高自己。自己境界不高,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,恐怕很难。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是靠身教而非言教,自己思想境界高,堂堂正正,事业有成就,对社会有贡献,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。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走正道,却要儿女走正道,自己天天打麻将,甚至沉溺于赌博,却要子女不打麻将,不沉溺网络,这如何办得到呢?《颜氏家训·教子》最后一段提到的那个教儿子说鲜卑语、弹琵琶的北齐士人,不难想象,他自己就是一个趋炎附势而不懂大义的小人。
《颜氏家训》出现在两晋之后的南朝,显然不是个偶然现象,也不是颜氏一家特别重视家教,而是魏晋南北朝整个士族阶级重视家教、重视门风的反映,是他们在管理家族、教育子弟方面的经验总结。魏晋南北朝以后,隋唐兴起,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由荐举征辟变为科举考试,这种变化使得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会依据,大士族于是逐渐瓦解而变成许多小士族,直到中国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(五四以后)代替之前,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骨干,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这些士族家庭。所以,像魏晋时期的大士族,后世虽然已经不多见,但中国士族的家训传统却一直受重视,不仅是读书人家庭培养子弟的规范,也是整个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础,因而累世相传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,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