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下文学 www.bvwx.com,最快更新有人醒在我梦中(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) !
单位上搞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”考试,不知道发试卷的人怎么把绍振国想起来了。这种考试年年都有,不考不行,一般情况下都有标准答案。结业证(每回考试都要发结业证)是我和秘书小王填的,填好后还要加盖单位的公章,为了加快速度,我和小王一个用红把子盖,一个用钢戳子戳,这种结业证谁还会当回事呵?因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绍振国会来找我。他一脸讨好地笑着,他变得又瘦又黑,像是从煤堆里拱出来的。外突的门牙好像长得比以前长了许多,皱巴巴的嘴皮用劲地包着它们,我觉得有点像大猩猩(我很惭愧我怎么得出这种印象)。他小心翼翼地述说着他找我的理由。他说我们发给他的结业证和别人的不一样,别人的是钢印,而他的是红泥印。我嘲讽地给他解释说,只要是个章巴巴就行了,红的白的都一样。我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,我不想再和他说别的话。他等我头脸周围的白烟散开后向我倾了倾脸。
“麻烦一下,请、请、请你给我的改成和他们一样,要、要、要得不?”
“你要这个本本有什么用?”
“嘿……嘿,反正是队上发给我的。”
我说:“有个本本就行了,表示你学习过了。”
这时有人来找我了解单位上安装内部电话的情况。绍振国很自觉地让到一边,但他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我对他说,本本就像那个样子,没有必要重新盖过,我忙得很,叫他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。
谁想就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钻进来了。他不依不饶地说:“就耽搁一哈哈,戳一个钢印就行了。”
我生气地扯过他的结业证砸在桌子上。
“神经病!”
“嘿嘿嘿,一哈哈,一哈哈就行了。”
我打开柜子把钢戳子拿出来,差点给他把结业证都盖穿了。他哈着腰,一连说了几个谢谢。
他照样还是下岗职工,已经好几年了。
后来他生病了,我是去给他送毛毯和选民证时知道的。单位上那年炼出四千两黄金,就像叫花子捡银子,拿不定主意怎么用,队长想了半天就给每个职工买了床毛毯。
那只猫坐在门口晒太阳,一副心逸日休别无所求的样子。它已经老了,它周围不时飘舞着从它身上脱落的绒毛,这些绒毛很轻,没有一点光泽,所以在空气中很难让人发现。绍振国躺在床上,他在门上绑了一根竹竿,另一头搭在他的枕头边,看样子是为了方便睡在床上开门关门。我还没走拢他就把门拉开了。
“绍大炮你是不是生病了?”我问他。
他窸窸窣窣地动了一阵,嘿嘿嘿地笑着说,“不晓得是啷个搞的,周身都不安逸。”
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,他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轻。这种感觉非常尖锐,使我一下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。
“你去开药了吗?”
“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。”
“哪有生病不吃药的道理?”
“我晓得,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。”
我把毛毯和选民证交给他,要他务必在投票的时候到场。
“要得。”他说。
我看出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,我便第一次有耐心地等着他。他推了一下竹竿,门关上了。
“我想请问你一件事。行就行,不行就算了。”
“什么事你说吧。”
“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,哪个地方在收指甲?”
“哪里会有收指甲的,拿去做啥子?”
“做药,”他肯定地说,“我听说过的,做药,一百二十块钱一两。”
“你存了好多?”
他神秘地移开脑壳,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,信封里面装了:半袋令人作呕的指甲。
我不愿看第二眼,我忙说我给他问问,看是不是真有人要。
“你怎么不用指甲试试你自己的病呢?”我多余地问了一句。
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,很难受地把头扭在一边,怎么也不理我了。我刚出门,他就用竹竿把门关上了。
回到办公室,我立即把刚才的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。
他们说,“他还很有点经济头脑呵。”
我并没有忘记提醒工会干部,绍振国病成那样了,怎么也应该去关心一下。几天后,工会的人说,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,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。我们便同时想到是不是和他家里的人联系一下,来个人照顾他,这之前由办公室的人轮流护理。他全身难受,那种不知所措的难受。护理他的人咳一声或者有点什么别的表示(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表示,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有表示),他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,干笑着,讨好地腆着脸。绍振国在医院住了四天,最后一天下午他却突然失踪了。开始我们以为他是上街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去了,可到半夜还没回来。忙派人到油库去找,我们设想他可能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油库,他不在。几天后,有人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,正是绍振国。
他静静地躺在一丛苦蒿里面。一对准备在那里偷偷狎戏的年轻人发现了他。他们开始还以为绍振国是有意躲在那里看,那女的骂他老不要脸,那个男的则过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。但立即他们就被吓坏了,他们跑到人多的地方说,山坡上有个死人,他们夸大其词地描述了一通他们看见的“惨相”,使那些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那是一桩刑事案件,但法警和医院的、医生以及202地质队的人否定了这种说法。唯一不好解释的是,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。因为他住进医院后就没再吃一点东西,而他此时又病人膏盲。
真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死法。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,因为到时候他的亲属来了肯定要向单位“讨个说法”。在我们看来单位上并没有任何责任,谁也没有责任。但我们还是做了些准备,比如抚恤费的问题——如果他的子女没满十八岁的话,他们可以按月领取三十块钱。但两个月后我们却得到确信,他在别处没有家,他没有结过婚,自然也没有儿女,而且幼失怙寺。
这让所有的人又一次始料未及。
油库请理工作终于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,决定由队办负责完成。队办秘书小王是个女的,这种事情自然不会落到她头上。她还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情愿我就主动说:“我去,办公室有事你打手机给我就行了。能处理你就处理,不能处理等我回来再说。”
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,这是我预先一点也没有料到的。有些东西丢了可惜,留着又没多大用处。我把它们通通叫鸡肋。当然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我们居然清理出一整桶柴油和半桶机油,还有一台从未用过的直流电动机,还没开封。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开始时抱怨我怎么找他们来干这个活,可越到后面他们越干得起劲,一旦从里面掀出什么多少有点用的东西,他们中的一个就会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告。我在绍振国以前住的那间值班室安了张桌子,对清理物资进行登记。越到后面,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起步的资本家。
被清理出来的东西堆在坝子里,因此每天晚上都需要有人照看。我试图安排那四个工人轮流值夜班,我刚开口他们就鼓起灿烂的双眼:放你的狗屁!于是我在绍振国住过的屋子里住了整整四个晚上。
虽然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,但想到不久前睡这屋的人已经死了,还是多少有点胆怯。而且屋子里的霉味和肮脏的尘垢,老是让我想起慢慢阴阴不苟言笑的绍振国。
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不久,就听见外面的席子哗啦地响了一声,好像有人在取什么东西,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。我立即想起曾经听过的传说,是不是绍振国回来收他的脚印来了?据说人死了都要收脚印,要把在人间留下的脚印都收走才能过得了“奈何桥”。我睡意顿消。过了没多久,屋子里又窸窸窣窣地响起来。听了一阵,终于明白是耗子。开灯一看,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躺在屋子中间。我怕染上鼠疫,没敢用手去翻。我用一根细铁丝把它拨开,纸已经发黄了,上面画的符号让人莫名其妙。这显然是一个日记本,因为有日期,是1972年的,但日期下面不是写的汉字,而是简单的圈和叉。
1972.7.21.音.〇〇
1972.8.22.青天.×〇
音和青可能是阴和晴。绍振国是小学二年级文化,他画这些圈圈和叉叉肯定是只有自己能懂的文字。除了圈和叉,有些地方加有你、我、他这类的人称代词。
我索性翻身下床,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日记本。用他原来撑门那根竹竿捣了一阵,又掏了五本出来。让人泄气的是里面写的都一样,还是叉和圈。只有其中一个本本上多了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。”几个字。但同时我又发现,本子上每到年底,有多少个叉和圈都有统计。而且越到后面几年,圈越来越多。我想起自己和他打的几回交道,他是打圈还是叉呢?第二天我回去把自己的日记找出来和绍振国的日记进行对照。宣布他下岗那次是这样记的:
他们我〇
〇
他来找我改钢印那回是圈中间画了一个叉。我去给他送毛毯和选票那回什么也没有,他已经在此之前停止记“日记”了。
我突然间明白了,“〇”是说对了话或做对了事的意思,“×”则正好相反。
我一下觉得天地间变得很静,心中有一片风轻轻荡漾着。
开始清理油库时,绍振国喂的那只老猫还在,但从第二天起,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它了,它也像绍振国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