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舅舅的腿就是修银鱼水库的时候断掉的。那年公社书记发动全公社的人在银鱼洞下面修水库,书记说要吃白米饭就得拼命。自古以来,冉姓坝除了洼地里有几丘冷水田,四面山坡都是玉米地。他们不叫玉米,玉米二字太洋气了,他们叫它“苞喔”。地里只出苞喔,那就只能吃苞喔。那些饭量大的人,就叫他苞喔口袋。不常吃的人,偶尔吃一顿还觉得好吃。上甑前用柔软滋润的大米饭打底,蒸熟后拌一下,吃起来又香又软。一年四季吃苞喔饭可是另外一回事,里面一粒米也没有,玉米面一见风就变硬,吃进嘴里满口钻,要用舌头把它团到牙齿底下才能咀嚼,嚼起来像嚼沙子。嚼得太阳穴发烫,终于嚼软了,使劲咽下时眼睛鼓凸,眼珠子都要被挤出来似的,眼眶里涌出泪花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毛糙地刮了一下,一团坚硬的包谷饭这才踏实地落到肚子里去。玉米少有新鲜的,收回来就架在炕架上,烘干后再移到楼笆上面储存,不管什么颜色的玉米全都被熏成黑黄黑黄的苞喔,吃起来有股呛人的烟味儿。
公社书记又矮又胖,走起路来像打滚似的。他干劲十足,吃住在工地上,以一块门板当床,用装水泥的纸袋当被子。他有一个铁哨子,见到不合心意的事就把铁哨子吹得刺耳让你头皮发麻。天不见亮就催工干活,干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。谁在路上掉了一块土,或者没把挑土的筲箕装满,他悄悄走上去,突然把哨子一吹,把人吓,导双脚直跳。谁敢骂他,他就不用挂在胸前的公章给他盖“泥巴票”,没有“泥巴票”生产队的会计就不给他计工分。
舅舅对此毫无怨言。
有一次县长来了,站在山坡上讲话:“贫下中农同志们,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,坦桑尼亚、阿尔巴尼亚才是我们的好兄弟,我们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,为解放全人类而共同奋斗!今冬明春,我们大干快干抓革命促生产……”为了听领导讲话而歇憩的农民坐在扁担上或者背篓上,若有所思地卷着叶子烟,懒心无肠地说着家长里短。等他们重新背上泥巴,怎么也不可能把背篓里的黄土和解放全人类联系起来,不知道这和坦桑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关系。你吃你的包喔饭,你帮他们干什么,说不定你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活,人家正挖空心思整治你呢。
但舅舅能正确理解这些话,不为解放全人类也得这么干,要不然吃了那么多苞喔饭干什么?吃了可以不干活么?他认为,活着的奥义就是吃苞喔饭和白米饭,其他都是扯蛋。
舅舅是拖碾子的,这是最苦的活,工分高。所谓的碾子,是一个巨大的圆柱状水泥墩,用它来把泥土轧平压实。十六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拖着它碾过来碾过去,拖一天下来,放下绳子时有种身轻如燕之感,走起路来却像在戏台上一样矫揉造作,脚步太重,而身体太轻了。最吃力的是起步,十六个人一起使劲都不行,还得有几个好劳力搭把手。只要连续滚动起来,每个人的肩上就会轻松许多。但每天起步的次数太多了,拖过去拖过来需要调头就不说了,单是陷进松软的泥土里的次数就不计其数。新铺的土压实了,压光滑了,拖起来并不难,他们可以像开玩笑一样拖着它飞跑。每到这时候他们会哈哈大笑,那些背着土的人也会跟着笑。还没笑够,新的泥土又铺了上去,吃不完的苦头又来了。
舅舅拉纤的位置相当于辕马,和另外三个人在最后一排。起步的时候,双脚一前一后挪开半步,身体弯如犁辕,头顶着前面一排纤夫的屁股,猛地一使劲,大碾子找到熟路似的,不快不慢地滚起来,这时他们才打开撅成一团的屁股,认命似的一步一点头拖着碾子前进。大碾子压平了松土,也压平了他们的脚印。
那天大碾子被一块石头顶住了,增加了八个人也没能把它拖翻过去。指挥长又叫来八个人,三十二个人拉紧绳子,喊了一声“嗨哟”,大碾子一下子滚了过来,肩上的绳子突然一松,舅舅摔倒在地上,碾子把他的双脚压扁了。送到医院,医生把他的双脚切掉了。
副镇长带来的投资人听了舅舅的喊叫,拍屁股走了。副镇长如果做成这桩事就是最大的政绩,下次换届选举,说不定就当镇长,他的愤怒可想而知。
从舅舅第一天阻止这事开始,村里人就争得不可开交。一派叫道:这个老者有神经病!山庄建好了,村里人打个临工,卖点小菜,或者借势做点生意,多好的事情呀?另一派则不肯苟同:不要想那些好事,这么多年来,镇里村里,好事落到过你我的头上吗?还不是那些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才能沾光。水库一旦被挖垮了,污染了,满坝的稻田哪来水灌溉?他干不好了撤走了事,我们可是坐地户,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呀!
投资人不投资了,村民的争论失去了意义,但怒不可遏的副镇长扬言要舅舅承担一切后果。舅舅呢,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副镇长说:“随你,我连命都可以不要,还怕坐牢么?”
我想哪至于判刑坐牢,舅舅的做法够不上犯罪,法律上讲不通的。我叫大表哥放心,副镇长不过是吓唬人而已,真要告上法庭,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向在老家工作的同学打听了一下,他们说镇里的干部是很讨厌我舅舅的,但起诉一事,镇里的领导会上的确说过,暂时还没什么具体动作,究竟怎么处理,他们也不知道。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大表哥没再打电话来,这证实了我的判断,我放心了。
再次回到老家见到舅舅,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。我特地选了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他家,想知道他在树上会不会看见我。
可直到走进院子,我才发现他不在树上,并且也没像以前那样在屋檐下编筐。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,是不是生病了?
进屋后,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,他在厢房掰玉米。横拿着玉米棒子,往钉了块胶鞋底的木板上用力一搓,玉米粒哗啦地落下来。屋子里一边是玉米粒,一边是玉米棒子,中间没用任何东西隔开,就让它们混在一起。我进去后,他移动两条板凳走到椅子前,一歪屁股坐到板凳上,再抓住扶手爬到椅子上去,要给我倒水。我忙说自己来。
“村子里不是有脱粒机吗?怎么不用那个。”
“用不着。”
“是不是大表哥舍不得钱呀,听说脱粒机租一天三十。”
“不是钱的问题。”他说。
“这么多,好久才搓得完呀?”
“搓不了好久,反正我又没别的事。”
“我听说,现在连副镇长都怕你了,都不敢到冉姓坝来了,你真厉害呀。”我以为这个玩笑可以让他高兴,没料到他看了我一眼:“怕我?怕我就不到处挖坟了。”说着生气把玉米棒子向下一擦,划拉下一大把玉米。
这时在辣椒厂打工的表哥表嫂回来了。辣椒厂是重庆一个食品厂的分厂,正在搞基建,冉姓坝好多人都在那里做工。
大表哥还是老样子,慢吞吞的。表嫂则抑制不住兴奋,因为辣椒厂建好后她可以去当工人,往玻璃瓶里灌装各种油辣椒。
从大表哥的话中得知,舅舅已经不上树了。我问是不是副镇长或者什么人不准他上,或者是村里别的人甚至家里人不准他上,他说都不是,是他自己不想看也不想吼了。
“怎么了?”我略为不安地去问舅舅,“为什么不到树上去了?”
“上去干什么呀?”他反问我,继续掰他的玉米,我在屋子外面和大表哥说的话他大概听见了,他说:“没什么好看的,看得我眼睛胀!”积聚在心头的不快使他激动起来,但随即以一种自暴自弃的语气嘟囔着:“看树,树早就被砍了……看山,山早就变样了……看人,早就不是以前那些人了……幸好我死也死得了……竹儿回来,怕也找不到路了……”他的眼泪滚出来了。
我尽力安慰他,应该往宽处想,这些年变化大,说明社会进步快,村里人有钱了,生活质量提高了,是好事嘛。
“我晓得是好事,可就是忍不住,心头怪怪的。”他说。
从舅舅家出来,我看见有人正在测量地形。在舅舅家对面,将建一座水泥厂,这个厂以前在市里面,嫌排污费太贵,选来选去,看中了冉姓坝储量丰富的石灰岩和黏土岩,决定搬到乡下来。据说,还有一个中药制药厂,也正在商谈当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