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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定下去杭州的日期,我就想好了,到了杭州一定要去岳坟。为什么一定要去岳坟呢?一是我从没过去过;二是曾经在一篇文章看到这样的说法:姑且不问历史,我们就认定汪精卫、秦桧的确是十恶不赦的罪人,那么,我们是否有权力把一个人塑成雕像,又是否每个过路的人都有权力对着雕像撒尿、吐痰、扇耳光?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。虽然没去过岳坟,但我知道岳飞父子面前跪着四个奸臣。往那些奸臣身上撒尿、吐痰的游客,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?厌恶、兴奋、痛快、怨恨、耻切、恶心、滚蛋、好玩?如果把每个人的表情抓拍下来,搞一个影展,说不定会很有意思。
但说实话,无论是从没去过,还是那篇文章,并不完全是我想去岳坟的理由。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,但我并不想去;也有很多文章,让我记忆深刻,也不一定非要实地考察。生活中很多理由都不过是借口,景由心造,一切由心而已,为什么一定要问理由呢,那就不要问为什么了。反正我想去,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。
据我所知,跪在岳坟面前的除了秦桧和他老婆王氏,还有张俊和一个姓万的,虽然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“万”字,并不知道作为姓的时候应该念什么,可以肯定不能读“万”,忙查字典,以免在朋友面前出丑。一查才知,那个奸臣姓的是复姓,不是姓万,而是姓“万俟”,名叫万俟卨,这三个字我从来就没读准过。我也从没遇到过姓“万俟”的人,万俟家出了这样一个大奸贼,是不是别的本家都蒙羞而改姓了呢?三个字念“抹其谢”,我怕记不住,把它和我老家的老头老太太们说“不用谢”三个字的读音联系起来,才把它记住了。我老家说不用谢,一般说成“抹用谢”,抹是没的意思。
刚落地,朋友阿军和小郭就把我接到宾馆。阿军是小说家,小郭是诗人,以前我们只在电话里联系过,我所在的刊物发表过他们的作品。乍一见面,我老是搞错,把阿军叫成小郭,把小郭叫成阿军。可是在电话里,只要他们一开口,我就知道谁是阿军谁是小郭。阿军的声音清脆,普通话说得非常好,小郭的普通话也说得好,但他的声音是试探性的,有那么点儿女性化。我以此判断阿军是个大个子,小郭是个身材单薄的矮个子。见了面才知道恰恰相反,阿军身高不到一米七,而小郭是一米八五的大胡子。
到了宾馆,阿军立即打电话,不一会儿又来了木蓝、沈竹、介子修和穆有见,阿军介绍了一遍,我又一个一个地核对了一遍,但脑子里仍然是懵的,被他们的热情冲懵了,谁是谁还是不能完全分清。其实如果不说人名,指着人说作品的名字,还好记一些,他们的作品我都拜读过。他们的热情让我陡生感慨,一是感觉他们比较团结,互相通气,不像我所在的那个地方,一旦有什么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来了,刚下飞机就被人接走了,像被秘密绑架一样,其他人被蒙在鼓里,终于知道在哪儿的时候,人家不是正在告别,就是已经起飞甚至已经到家了;二是觉得当编辑太好了,尤其是当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文学期刊的编辑。以前我在地质队的时候,提着地质锤,挂着放大镜,端着罗盘,在大山沟里钻来钻去,谁理我呀?有一次我正在敲化石,远远地一个农民问我:“喂,你是不是修磨子的呀。”我说不是。农民不相信,他说:“我明明看见你在敲石头,还说不是。”非要我承认是修磨子的石匠。我说我是地质队的。农民不高兴地说:“地质队的?地质队的你跑到这里来你敲什么敲!”有一次我刚从野外回来,有一位从北京来的作家在大学里搞讲座,我连衣服都没换,连地质包都没放下就去了,崇拜人家呀。走进教室,主持人小声说:“师傅,你一会儿再来好不好?”我莫名其妙。他见我不走,指了指教室里的灯,说:“讲座已经开始了,一会儿再换好吗?”把我当成换灯泡的了。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,红得发亮,比那间教室里的任何一盏灯都要亮。想到这些,我心窝里就发热。我到这里不过两小时,身边就已经高朋满座了,并且都假眉假眼地叫我郑老师。我叫他们别叫我老师,叫名字就行了,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?可人家叫老师的时候,心里真舒服啊。
和朋友在一起,饭是要吃的,酒是要喝的。我在地质队呆了十几年,一不怕喝酒,二不怕吃辣椒。野外寒气大,这两种东西都是驱寒的。心想江浙一带的人,大都温和秀气,喝酒应该不是我的对手。阿军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饮食城,我们的朋友已经增加到十三个了。毕竟大家还不太熟,刚开始的时候多少总是有些拘谨,喝了两杯酒,喉咙暖和了,话也多起来。我对他们说:“我们的刊物虽然在西部,可你们江浙作家的作品我们是用得最多的,差不多占据了三分之一,本地作者可不舒服了,说我们成了江苏和浙江作协主办的刊物,我们领导说了,不要管他,我们面向的是整个中国,不是面向某一个地区,要的是好稿子,是好稿子主义,大家今后有好稿子尽管寄来。”这话一出,全都来向我敬酒。我这才知道酒桌上说话稍不留意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,一圈下来便是十三杯。其中一位朋友和我碰之前,笑着说:“郑老师,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江浙一带的作家要厉害些?”这话我不爱听,作家就是作家,每个地方的作家都一样,不应该说谁比谁厉害。我仗着酒劲,不客气地说:“是的,江浙作家是要厉害一些,尤其是年轻人,一冒出来就比其他地区的人高明一些,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股子精明劲。但你们江浙的作家上了四十岁,写得就少了,上了五十岁,那就更少了,到了六十岁,基本上就不写了,即便写也写的是随笔散文,诗歌和小说只能勉强为之。”我说完后发现大家有点尴尬,自己是不是说重了?忙端起杯子,自己先挤了一脸的笑容:“对不起、对不起,我不过是瞎说,你们批评,你们批评,来,各位,谢谢大家的盛情,我敬各位一杯。”阿军说:“如果论小说,的确是这种现象,但其他文体,我们有很多老作家还是很厉害的。”我忙说:“那当然,那当然,我指的主要是小说。”给我台阶下,我连滚带爬地下来了。喝到二十七杯的时候,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已经喝了二十七杯了,再喝恐怕要趴下了。但不喝是不行的,我是那种只要有人敬酒就不拒绝的人。他们问我来杭州这几天有什么安排,我说我一共五天时间,除了一天和约好的作家见面,其他几天没别的事,玩。阿军他们忙替我安排游玩路线。我说,杭州我没来过,去什么地方玩都行,但是岳坟我是要去的。一半的人立即惊讶起来:“啊呀,杭州好玩的地方多得很,去岳坟干什么,现在游人一般都不去岳坟的,我们本地人更是不去。”性格直率的穆有见说:“介子修你不是有车吗,郑老师和介子修可是作家中的大老板哩,子修你用车带郑老师玩玩,郑老师难得来一次的。”介子修问我想去什么地方玩。我说随便。穆有见说:“郑老师你也是搞文学的,既然来浙江了,怎么也应该去绍兴和乌镇玩玩,那可是鲁迅和茅盾的故乡啊。”我坚持道:“那我什么时候去岳坟?”好几个人都笑了,穆有见笑得最响,我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。穆有见说:“郑老师你真想去岳坟啊?”我说,我真的想去。她说:“你住的地方离岳坟很近的,岳坟就在西湖边上,你哪天随便抽两个小时,打个的去就行了,用不着专门去的。”原来是这样,我也笑了。我高兴地说:“好啦,那就先去朝觐二位大师的故乡,回来后再去岳坟。”
回到宾馆,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阿军问我:“郑老师你没事吧?我慷慨地一挥手,没事没事,我是从酒乡来的,还怕喝酒么?”等他们都走了,我推开窗户,想吹吹风。他们告诉我,推开窗户便能看见西湖。可我推开窗户后,除了能看见到处都是灯,根本不知道哪儿是西湖。感觉脑子转得特别快,天南地北古今中外,如果我平时都能转得这么快,我十有八九会成为著名作家。当我想到那首古诗:不愿无来不愿有,只愿西湖变美酒,闲时静卧苏堤上,浪花扑来嘬一口。五脏六腑立即翻腾起来,人到这时候是最怕吃酒的,西湖里的水全变成了酒,天啦,受不了啦,不行了,跑到卫生间,呕吐叫唤起来。
第二天醒来,已经是正午十二点了,浑身像被人用软棍子痛打了一顿似的,没有一个地方舒服,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比昨晚上吐的时候还难受,最不好受的是头,像熟透了的西瓜被人用拳头砸开了缝。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,我问她:“这儿能看见西湖吗?”她说:“如果你视力好,可以看见保俶塔。”“那怎么说能看见西湖呢?”她反问:“保俶塔不是在西湖边上吗?”也是,并不是非要看见水才说那是西湖。我什么也吃不下,泡了杯茶,喝了几口也吐了。幸好还记得要去见那位名作家。对一般编辑,名作家如果不恩典恩典,是难得一见的,但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名作家那里拿走一篇稿子。打电话过去,保姆说名作家正在睡午觉,叫我晚一点再联系。我拖着无力的身体,去买头痛粉,走了几个药店都没有,只好胡乱买了颗感冒药,心想即使治不了头痛,骗骗这狗日的头痛也好。什么也干不了,什么也不想干,连电视也不想看,一点力气也没有,如果蚂蚁抽我一耳光,也能把我抽昏过去。我躺在床上,比死还难受,突然想,我是不是要死在杭州?这时名作家打电话来了,比我想象的热情多了,叫我马上到他家去,他在家等我。
晚上名作家请我吃饭,特地点了东坡肉,说这是杭州名菜。我惭愧得不行,因为我一块也吃不下。想当年我做地质队员,一碗东坡肉我一口气就可以呼噜下去。
直到第三天早上起床,我才回过神来。
介子修把车开来了。我问他绍兴有多远?他说,不远,八九十公里。八九十公里,来去不是要一天?人家是做生意的,我哪能让他整天陪我。我说:“子修,要不咱们不去了,就到西湖逛逛得了,反正西湖我也没去过。”子修说:“不要紧的,我已经安排好了,今晚上住绍兴,明天去乌镇,今天明天我都陪你,后天穆有见陪你逛西湖。”
盛情难却,我钻进子修的车。对车我是外行中的外行,除了常见的几种,别的我都叫不出名字,更不知道它们的贵贱。子修这车是银灰色的,看上去有些小巧,我问他什么牌子,他说是日本的富士。我说:“怕要二三十万吧?”他笑了一下,说:“还得再加一倍。”我在心里咋了一下舌头,哪能用穷人的见识去估价富人的生活呀。子修不太爱说话,默默地开着车。这让我不好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