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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我看见父亲做木活,总喜欢跑过去搅和,他放下锯子我便用锯子去锯他不要的木料头,他放下凿子,我便用凿子在木料头上凿一个眼子。我那把枪就是这样做出来的。我在他身边晃来晃去,使他既担心又恼火,担心凿子锯子什么的弄伤我,恼火的是他想用的工具总在我手上,而不是在他手边。他只有拉锯子的时候需要我。虽然我还小,但手上有把力气。不过今天我不想帮他,我都要死了,让他一个人干吧,让他一个人把匣子做好,这样他更像一个父亲。我的表情像玻璃瓶里的空气,看上去没什么变化,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翻腾。正往屋里走,父亲叫住我,叫我把书包挂在晾衣竿上,帮他拉一手。我心想,天啦,父亲,你太不近情理了,你居然叫你快死的儿子和你一起做他的棺材,你难道不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吗?我强忍住泪水,蹲在锯子面前。父亲一只手拉锯,一只手和一只脚压在木板上。村里人到了五十五岁就开始为自己准备棺材,木匠干活的时候,他们自己也去帮忙,又说又笑的,做好了还要躺进去试一下,看看是不是合身。父亲一定是源于这种习惯让我一起做吧?但这太残忍了,我又不是已经五十五岁。这块木板是柏木的,比较硬,锯起来比较慢。我想起海洲大爷,他儿子为了娶媳妇,用他的厚棺材换别人的薄棺材,别人补他两百块钱。薄棺材抬回来那天,海洲大爷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换棺材他是同意的,而且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。可他就是要哭,他的委屈和悲哀很远都听得见。他儿子暴跳如雷,大声吼道:“不要哭了!我把钱还给人家,把你的老棺材抬回来就行了!”海洲大爷忙拉住儿子,叫他别去。他说:“我哭的不是棺材,我哭的是我自己。”我想我绝不在乎棺材的厚薄,棺材板再薄,尸体也会比它先烂掉。棺材板的作用不过是挡住泥土,别直接盖在脸上。我觉得我比海洲大爷更像个成人,因为我敢于面对现实。心里刚生出一点伟大感,父亲停下了。他大声指责我:“你看你拉的哪样锯子,拉到半边坡去了!我往这边锯,你往那边拉,我掰都掰不过来。”我真想喊出来:“父亲,锯歪了又怎样?我不在乎棺材好看不好看!”我的眼泪滚出来。父亲不解地看着我,平时他也这么骂过我,但我从没哭过。他温和地说,你坐帮我压住板子,我自己锯。他是一个不熟练的木匠,我坐在板子上他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拉锯子。板子锯断后,他笑着说:“下半年我们家就有蜂糖吃了。”可我已经吃不到了,我冷冷地想:“我们家以前本来有个蜂桶的,被你妈劈来当柴烧了,没劈的时候蜂子不来,劈了烧掉了反倒来了,你说怪不怪?”我想,烧了就烧了吧,很多东西都会消失的,就连人自己有一天也会消失。父亲看着我,和我商量:“干脆把蜂子招回来再做蜂桶,要不然等我把蜂桶做好,它们早就不见了。”原来他要养蜂?不是给我做棺材。我如释重负。
但没过多久,我又难受起来。父亲,你儿子都快死了,你还有心情养蜂,你太粗心了,你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你儿子这几天的变化?
那些蜜蜂是从别人家里分出来的。它们团结在一棵枧树上,像情绪不好的人心里的一团乱麻。父亲用竹竿挑了一个小筲箕,抓一把泥沙往筲箕上撒:蜂儿来,蜂儿来;蜂儿来哟,蜂儿来哟。像在召唤他最小的儿子。泥沙飞起来,有些蜜蜂以为那是自己的伙伴,于是飞到筲箕上探听虚实。其他蜜蜂见自己的同伴都去了,于是不知就里也飞过来。最后蜂王也飞到上面,父亲的嘴便像花朵一样笑开了。
出于别人不闻不问的怨恨,我突然之间残忍起来。不管看见什么虫子,我都要狠狠一脚踏上去,踩得它们稀屎两头飙。有些虫会像人放屁一样,清脆地响一声。这似乎给我快感,于是专门去踩能发出响声的虫。但对一些在我看来有灵性的动物,我决不去招惹它们,比如,野兔、穿山甲、黄鼠狼,以及所有的鸟。以前看见野兔,我最先想到的是抓住它,然后回家去好好炖一锅兔肉汤,让全家人称赞我有本事。虽然我从没抓住过,但这差不多就是我的理想。如果抓住穿山甲,那就更了不起了,据说一只穿山甲可以卖好几百块钱。自从打死鸭脚蛇,我的理想变了,我的理想变成了如何躲开即将到来的灾难。我知道这些小虫无辜,但我的脑子里已经钻进一个古怪的念头:踩死它们,是为了用它们的生命向鸭脚蛇献祭。
和别人一起玩的时候,我的胆量比以前大得多,别人不敢跳的高坎子,我纵身一跃就跳下去。这和我心里那个东西比起来,实在算不了什么,即使把腿摔断也吓不了我。有时我甚至希望自己的腿摔断。
打死鸭脚蛇那个地方我没有再去过,有事必须经过那里我也宁愿绕道而行。我幻想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洞,一个深不见底的洞,甚至是一个对穿到地球另一面的洞。这样世界上就不再有那个地方,我的过错就会沿着那个洞飘散到宇宙当中,就会被宇宙中其他东西稀释,当它变成灾难降到我头上时,也许就会像毛毛雨一样无关紧要了。
诸如此类的想法很多,但都是瞬间的,因为我深深知道我无法逃避死或者痛苦地脱皮。它没有立即降临到我头上,不过是为了更强烈地增加我的痛苦。
天空是短的,而白天的日子太长,总是见不到夜晚来临。而一旦夜晚来临,却总也见不着白天。别人都睡了,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我的梦已经和清醒时所感受的一切融为一体,无所谓开始,也无所谓结束,就像八点过渡到九点一样不留任何痕迹,就像闭着眼睛睡觉,却能看见梦里的场景。夜是扁的,床是扁的,连猫的叫声也是扁的。我想要爬出这个扁扁的空间,腿却无力,不听指挥,爬了半天还在原地,身体移动得比蜗牛还慢,但我没有放弃,我一直往前爬,用镰刀割掉前面的树桩,因为我担心自己爬过去的时候树桩划破我的肚皮。镰刀很锋利,没有什么能挡住月牙似的锋刃。割开后的树桩像镜子一样光滑,我照了一下,发现我的脸像一个小老头:我为何变成这样?而我就是这样。这是两个问题,这两个问题同时困惑着我。我爬到了地球的另一面,所有的东西都在纷纷往下掉,包括我的镰刀,我的书包,我的手枪,还有草丛中蜷曲的蛇,海洲大爷家的水牛,还没晾干的衣服,我弟弟曾经放在嘴里的硬币,我两三岁时穿过的一双小皮鞋,还以为早就不见了哩。这些东西都在往下掉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白猪,它们一点也不怕,舒服地四脚朝天,把喉咙亮开,向宇宙的深处坠下去。它们或许在想,多好哇,我们已经避开了杀猪匠的屠刀。海洲大爷家的水牛则有些慌张,四条腿像在水里一样可笑地划着。我不敢松手,紧紧地抱住地球。虽然地球就在我的怀里,并不大,但无比沉重,压得我喘不过气来,就像一坨生铁。我抱着地球步履蹒跚地走了几步,发现我弟弟,我父母,以及村子里的所有人,他们都在做着各自的事情。只不过要用放大镜才能看见他们。我弟弟把一条肥肥的地心虫给蚂蚁,虫还在挣扎,就像非常害羞,不愿意上花轿的新娘。蚂蚁不准它害羞,它们要把它抬回去献给它们的国王,让它给国王当老婆。蚂蚁齐心合力地把虫抬回家后,弟弟却掏出他的小鸡鸡,往蚂蚁的巢穴撒尿。他嘻嘻地笑起来。我父亲在锄地,那块地太小了,他要是躺下去,那块地还没他的身体长,给人的感觉与其说他是在锄地,不如说他是为了好玩,这是大人玩的一种枯燥的游戏。母亲在煮饭,不时从屋里出来又进去,她钻进屋里,我就看不见她了,我很想知道她有没有做好吃的。我钻进屋,天已经黑了,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们都睡觉了,于是我也爬到床上,尽管我知道我睡不着,但我必须假装睡觉。老鼠在楼板上奔跑,它们以为所有的人都睡着了,于是像刚下课的小学生一样打闹起来。我像老师一样咳了一声,它们立即安静下来。但用不了多久,它们又闹开了,它们已经管不住自己了,那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。闹了一阵,它们自己安静下来,或许它们正骄傲地想,当老鼠其实比当人更快乐。除了老鼠,还有其他声音,柱子上的榫头会突然咔嚓一声。不过可怕的是房子外面的声音,很微弱,一会儿在瓦缝里,一会儿在院子里。我想这一定是它了。它在我心里开始是模糊的,到最后越来越清晰,留在脑子里的形象是一条鸭脚蛇。不过它不再是普通的鸭脚蛇,而是一条可以穿过板壁,可以从屋子里任意出入的蛇。它还可以飞,它想飞的时候,那双鸭脚就变成一对翅膀。只要它愿意,它可以随时飞进来,一口把我咬死。或者把鸭脚上白色的毒汁涂在我身上,让我的皮肤发黑变硬。白天到来时,我感觉我的皮肤很不舒服,脖子也不舒服,就像被蛇缠绕过。
除了上学,我还得割草,我的基本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改变。我越来越期待最后的恐惧早点到来,或者说,让恐惧在我面前变得更真实一些。
以前我不敢到坟上去割草,现在我一点也不怕了。坟上的草往往比别的地方茂密,而且也没有枝枝棍棍和石头。这让我省了不少力气。有个放牛的老汉看见我,笑着说,胆子真大呀,坟上的草都敢割。我说,我不是割革,我是在给他们剃头发。老汉对我的幽默报以响亮的大笑。他以前当过生产队长,脾气不大好,我觉得我赢得了他的尊重,不禁有几分得意。
这天我给一位老祖祖剃头,刚爬上坟头,坟头像陷阱一样塌下去了,我连喊叫都来不及就掉到了坟里面。坟里有一条大蟒蛇,盘踞在里面已经很多年了。我想飞,可我发现我的翅膀已经退化成一对小耳朵,它无力扇动风,无法表达我的意志。我一动不动,也不敢看,黑乎乎的,想看也看不清楚。我心里想:是不是一切就这样结束了?这就是我等来的灾难?过了很久,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里面的光线,没看见什么大蟒蛇,但我看见一个骷髅。它张着大嘴,像是在笑。我不动,我默默地说:你咬吧,你咬我吧。我举着镰刀,如果它真咬我,我一定会给它一镰刀。当我确信它一动不动,没有咬人的意图,我才慢慢站起来。还以为这个坑有好深,当我站起来时,发现我和坟顶一样高。
我从坟里爬出来,沉着冷静地用镰刀挖土,把那个骷髅埋掉了。
我知道它还在,还在远处等着我。就像手电射出的一束光,手电关闭后,已经射出去的光不是消失了,而是在手电和光之间出现了空档或者距离。我向它喊:我看见你了!它不回答,不作任何表示,因为它知道,我早就看见它了。